沈逸

我是复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关于乌镇峰会的现场情况,问我吧!

我是沈逸,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传媒与外交、信息技术与国际安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等。
我正在乌镇参加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关于大会的现场情况、主要议题、会议成果等,欢迎向我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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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中国互联网就是中国局域网,请您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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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在网络空间治理领域的成就与中国相比是超前还是落后?

沈逸 2016-11-16

恩,这个问题看上去不是很难,但真要回答起来还是蛮难的。
呃,首先声明很惭愧不懂俄语,俄罗斯也不是研究方向,所以相关问题回答时用的资料都是中文或者英文的,尽量保证准确,如果有不准确,恩,请多包涵。
其次,这个问题里面涉及一些看上去很容易,但准确界定起来比较难的概念,网络空间治理本身就缺乏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判定一个国家在某个涉及诸多问题领域的整体成就,也需要比较宏大的架构,多少有些在我研究能力之外,因此尝试给一个比较粗略的回答。
下面开始尝试比较初步的回答这个问题:
1、我会比较多的依靠常识方法来回答,毕竟不是写学术paper,略粗糙之处,也请多包涵。会用一些比较典型的例子,但会因此承受花絮式描述的风险。大概的案例,会选择网络空间治理中涉及的安全(国家安全),产业(代表性的产业,包括偏技术向和偏商业应用向的),国家能力(一些有代表性的案例的简单描述),以及在国际组织中的大致活跃情况(主要是个人参加会议的一些感受)来进行回答。
2、国家安全:俄罗斯和中国都面临来自网络空间的国家安全威胁,主要类型也很相似,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用网络搞颜色革命为主要代表)和关键基础设施防护的问题。总体来看,俄罗斯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政策细节,有中国值得借鉴和仿效之处:开放性的形式细节处理的比较好,在俄罗斯能够无需技术手段支撑直接访问的网站比中国大陆能够访问的要多(细节不说了,大家应该都懂);俄罗斯的政要在全球网络空间与网民进行直接对话的机制和能力相对成熟,以RT为代表的外宣也是非传统欧美(西欧和北美)国家中的翘楚。中国当然有自己的强项,就是整体性经济结构支撑度更强,从比较看,中短期和舆情的处置能力,俄罗斯有优势;中长期和战略面来看,当前中国比当前俄罗斯的底气要足。关键基础设施防御方面,俄罗斯有卡巴基斯为典型代表的一枝独秀,中国则在整合以及持续成长性方面有优势。
3、产业:俄罗斯和中国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核心技术领域有类似的困境,但中国在实现核心技术突破的中长期战略上有比较显著的体系层面的优势,俄罗斯在短期,以及攻防能力产业化方面,至少卡巴斯基是有比较显著的领先优势的。俄罗斯的黑客,以及对黑客能力的国家整合上,有近似不可复制的短期优势,长期看,并不特别乐观。
4、国家能力:普京的俄罗斯,国家能力整合、非对称应用以及正面强势对抗的能力有显著的优势;中国在推进合作,参与现有国际体系,推进国际游戏规则内生变化方面,有俄罗斯短期内很难复制的优势。
5、国际组织中的活跃程度:2015年在柏林开过一个会,俄罗斯能够很强势的扮演Mr.No的作用,就可以搅黄欧美提出的倡议,但这同样让俄罗斯自己很难倡议一些积极的东西。中国正在尝试建设和完善这方面的能力,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以及组建HAC(高咨委),是典型的案例。从成长性看,中国的优势比较显著。
6、简要结论:中国在中长期比较中,相比俄罗斯,优势比价显著。(初步回答,希望能够让提问者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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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的分类是有一个历时性的过程,先秦至有汉以来虽处在自为阶段,但是为魏晋以来的文体分类作了铺垫和准备。
 文体分类可以上溯到先秦时的《尚书》。根据表现内容和使用场合的不同,《尚书》将其分类为典、谟、贡、训、誓、诰、命、刑等类。无独有偶,《周礼·春官·大祝》中记载有“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这里的“六辞”指的是辞、命、诰、会、祷和诔六种不同文体。但是,先秦学术杂糅,文学还远未独立,文体分类也必然是朦胧而非自觉的意识。
  到了汉代,文体日繁。班固《汉书·艺文志》首次以学科分类的形式,把以诗赋为代表的文学作品与经、史、子类学术著作明确区别开来,并且还在其《诗赋略》中分其为五种:歌诗为一家,赋为四家,可见已有辨体意识。但此时的文章体裁界限仍相当模糊,往往表现在赋
体裁宽泛,具体为:辞、颂、七体、设论体、吊文等均属于赋,除此之外,其他一些类似辞赋之作,也可称赋。 如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将李思《孝敬皇帝颂》十五篇纳入“孙卿赋”之下。又《汉书. 扬雄传》:“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而王充《论
衡·谴告》却如此记载:“孝成皇帝好广宫室,扬子云上《甘泉颂》,妙称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为,鬼神力乃可成。”此二书前后记载显然为同一篇作品,却一称“赋”,一称“颂”,便是体裁模糊导致的。
  再到了东汉末年,蔡邕作《独断》,他将“通上下”的应用文分为策制诏诫和章表奏议两大类,从名称来源、本义分辨谈文体,并说明该文体的使用对象和范围,这对后来刘勰的《文心雕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如《文心雕龙·诏策》篇说:“汉初定仪则,则命有四品:一曰
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敇。??策者,简也。制者,裁也。诏者,告也。敇者,正也。”这段话基本来自《独断》。不过虽如此,《独断》并非专门的辨析文体之作。宋王应麟《玉海》卷五一说:“《独断》采前古及汉以来典章制度,品释称谓,考证辨释,凡数百闲雅,说炜晔而谲狂。”陆机依然对其所列文体进行了风格辨析。尔后,挚虞在《文章流别论》、李充在《翰林论》中都对各种文体作了区别和特性的说明。从汉代单纯的文体分类到而今对各种文体特性加以区分,足以证明文体辨析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但此时对文体的说明还是不够全面。
  直至南朝,文体分类已发展到成熟时期。刘勰在继承前人已定名文体的基础上,更全面详尽地分文体为三十五种,细类接近百种。《文心雕龙》用了全书将近一半的篇幅(从第五篇《辨骚》开始直至第二十五篇《书记》)来论析文章体裁,可见对文体分类的重视。南朝还有另外两部文体辨析的代表作,即任昉的《文章史》和萧统的《文选》。任昉的《文章史》举例文体有八十五类之多,更为著名的萧统的《文选》受其影响,分文体为三十九种大类,其中对诗和赋据其题材和风格又分有小类,将经、史、子、集排除在外。
 魏晋南北朝,虽然是一个战乱不断、国家分裂的动荡时期,但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异常活跃,精神生活空间开阔,文化环境较为宽松的时期”。文学创作繁多,体裁多样,促进了文体分类;而文体分类的越来越细致,也正说明了当时人们对文学的认识越来越深入,这些都客观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自觉和独立。
  诚如鲁迅先生所说,这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这期间,有继承也有发展。那么,我们在文学研究中应注意上下求索,左右逢源。而详细探索一个文化现象出现的原因以及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可以预见和把握文学流变的态势,并及时作出反馈,这是每个文化传承者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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