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忞煜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教师

我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教师张忞煜,关于印度宗教历史和现状的问题,问我吧!

我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青年教师张忞煜,自从2005年进入北京大学学习印地语便逐渐走上了印度宗教研究之路。2016年博士毕业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地区研究教研室任教,教授印地语、印度宗教研究、南亚地区研究等课程,主要研究领域为印度宗教、印度历史。目前正在翻译印度中世纪宗教诗人格比尔的作品。
我认为,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切入印度宗教,比如,文献典籍、建筑艺术、神话传说、圣人行迹、迷狂的仪式,当然还有时不时在国际新闻闪现的各种“脑洞”。但透过种种形式,或许我们也可以隐约看到宗教之名背后与你我一样的人性,关于印度宗教历史和现状的问题,欢迎大家与我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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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2017-08-28 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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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请问导致印度人不是行计划生育的宗教是哪个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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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忞煜 2017-09-09

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我们经常习惯于这样一个简单的答案“印度没有历史”。
诚然,印度由于缺乏中国的大一统政治传统和对历史书写近乎宗教信仰一般的重视,史料支离破碎、佚失严重,历史事件叙述与神话混为一谈,这都给学者研究印度历史带来了巨大困扰。
但是,历史学者们,尤其是印度的历史学家们其实一直没有止步。虽然缺乏正史传统,但如果仔细研究、甄别各类带有神话性质的往世书,还是能够发现一些历史线索。出土的铭文、铜牒也有很高的历史研究加之。此外,穆斯林在印度建立政权,尤其是波斯语逐渐成为印度上层行政、文化语言期间,印度还是形成了一个正史书写传统的。
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已经习惯了“印度没有历史”这样一个叙述。将印度理解为一个“宗教的国度”已经成为包括中国人在内世界上大多数人,甚至包括许多印度人的思维定式。即便学者在期刊、专著上发表了新的研究成果,这已经无法激起大多数读者的兴趣。这可以算是殖民时代为印度留下的一笔非常持久、无奈的遗产。
关于第二个问题,莫卧儿帝国>英属印度>印度共和国应该被视为一个连续的政治发展链条。英属印度中亦有莫卧儿制度的残余,印度共和国更是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英国的体制。至于为什么要传承,因为这被事实证明是一套有效的制度。印度的社会精英也是这套制度的产物,那为什么一定要废除这套制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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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的分类是有一个历时性的过程,先秦至有汉以来虽处在自为阶段,但是为魏晋以来的文体分类作了铺垫和准备。
 文体分类可以上溯到先秦时的《尚书》。根据表现内容和使用场合的不同,《尚书》将其分类为典、谟、贡、训、誓、诰、命、刑等类。无独有偶,《周礼·春官·大祝》中记载有“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这里的“六辞”指的是辞、命、诰、会、祷和诔六种不同文体。但是,先秦学术杂糅,文学还远未独立,文体分类也必然是朦胧而非自觉的意识。
  到了汉代,文体日繁。班固《汉书·艺文志》首次以学科分类的形式,把以诗赋为代表的文学作品与经、史、子类学术著作明确区别开来,并且还在其《诗赋略》中分其为五种:歌诗为一家,赋为四家,可见已有辨体意识。但此时的文章体裁界限仍相当模糊,往往表现在赋
体裁宽泛,具体为:辞、颂、七体、设论体、吊文等均属于赋,除此之外,其他一些类似辞赋之作,也可称赋。 如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将李思《孝敬皇帝颂》十五篇纳入“孙卿赋”之下。又《汉书. 扬雄传》:“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而王充《论
衡·谴告》却如此记载:“孝成皇帝好广宫室,扬子云上《甘泉颂》,妙称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为,鬼神力乃可成。”此二书前后记载显然为同一篇作品,却一称“赋”,一称“颂”,便是体裁模糊导致的。
  再到了东汉末年,蔡邕作《独断》,他将“通上下”的应用文分为策制诏诫和章表奏议两大类,从名称来源、本义分辨谈文体,并说明该文体的使用对象和范围,这对后来刘勰的《文心雕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如《文心雕龙·诏策》篇说:“汉初定仪则,则命有四品:一曰
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敇。??策者,简也。制者,裁也。诏者,告也。敇者,正也。”这段话基本来自《独断》。不过虽如此,《独断》并非专门的辨析文体之作。宋王应麟《玉海》卷五一说:“《独断》采前古及汉以来典章制度,品释称谓,考证辨释,凡数百闲雅,说炜晔而谲狂。”陆机依然对其所列文体进行了风格辨析。尔后,挚虞在《文章流别论》、李充在《翰林论》中都对各种文体作了区别和特性的说明。从汉代单纯的文体分类到而今对各种文体特性加以区分,足以证明文体辨析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但此时对文体的说明还是不够全面。
  直至南朝,文体分类已发展到成熟时期。刘勰在继承前人已定名文体的基础上,更全面详尽地分文体为三十五种,细类接近百种。《文心雕龙》用了全书将近一半的篇幅(从第五篇《辨骚》开始直至第二十五篇《书记》)来论析文章体裁,可见对文体分类的重视。南朝还有另外两部文体辨析的代表作,即任昉的《文章史》和萧统的《文选》。任昉的《文章史》举例文体有八十五类之多,更为著名的萧统的《文选》受其影响,分文体为三十九种大类,其中对诗和赋据其题材和风格又分有小类,将经、史、子、集排除在外。
 魏晋南北朝,虽然是一个战乱不断、国家分裂的动荡时期,但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异常活跃,精神生活空间开阔,文化环境较为宽松的时期”。文学创作繁多,体裁多样,促进了文体分类;而文体分类的越来越细致,也正说明了当时人们对文学的认识越来越深入,这些都客观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自觉和独立。
  诚如鲁迅先生所说,这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这期间,有继承也有发展。那么,我们在文学研究中应注意上下求索,左右逢源。而详细探索一个文化现象出现的原因以及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可以预见和把握文学流变的态势,并及时作出反馈,这是每个文化传承者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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