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曼菱
西南联大历史抢救与文化研究

寻觅西南联大魂,这是我近二十年来做的事。我是张曼菱

西南联大被神化了吗?我看有这个苗头!
大家好,我是张曼菱,作家、制片人。1982年我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从事文学创作,1998年我返回故乡云南,专注西南联大历史抢救与文化研究。我总共采访过近200名西南联大学生,制作了历史文献片《西南联大启示录》《西南联大访谈录》,撰写了《西南联大行思录》。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创立,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合组而成。这所大学虽然只存在了8年11个月,但却大师云集,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它以自由思想、兼容并包的气质,成为国人心目中最具人文精神的理想大学之典范。
西南联大不只是一个理念,也是一道文化的大门,是一个文脉。我想寻找的是一个可以给现代人解渴的文化源泉,可以照亮灵魂的东西,这个就是西南联大。关于西南联大,欢迎和我一起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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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2017-11-18 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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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曼菱 2017-11-21

这个有好多种原因,首先我们抗战时期的教育史是严重的缺失。诸多战时学校包括大学中学小学这些光荣英勇的历史根本没有整理出来,就好像没有一样。由于一些学者的努力,西南联大史就捷足先登了,搞得现在仿佛八年苦战就剩下西南联大一所学校了,没有它当时中国就没大学了,中国就没有人才了。那战火中它的生源是哪来的,谁培养了当时的小学生、中学生?这其实是不公平的,西南联大只是代表。难道抗战时期那些无名的没有被发现的大学校长和老师不是拥有同样的气节和坚守吗?
第二个神话的原因是对西南联大的作用过于拔高了。比如说出了好多好多诺贝尔奖,两弹一星等等。这些人不是一毕业,一个本科生就成为了大家口中的人才。这些人毕业之后对接了一个再深造的环境,不是说西南联大一毕业就能制造两弹一星了,就能获得诺贝尔奖了。只是说在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涯基础打的很牢。
第三个是那些大师已经被神话到离开了自己的学术。当时有一批人从国外带回来了最先进、最前沿的科技发展信息,有些人在对方的实验室只是助教,你不能说就是某个领域的大师了,当然对我们当时这个落后国家来说是很珍贵的。有些人会说西南联大的老师都会讲自己的研究成果,这是吹牛了。一个人的研究成果,怎么可能天天讲,在当时也是有教学大纲的。
此外,西南联大长期受到当时民国政府教育部和最高层人物蒋介石、宋子文等的重视,在最困难的时候经费啊、保护啊、选址都是最优的,受到格外保护。加上本身北大清华的底子就牛,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在过去也是拔全国的尖子,占据了一些优势。

您录制的《西南联大启示录哪里可以看到呢》

张曼菱 2017-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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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的分类是有一个历时性的过程,先秦至有汉以来虽处在自为阶段,但是为魏晋以来的文体分类作了铺垫和准备。
 文体分类可以上溯到先秦时的《尚书》。根据表现内容和使用场合的不同,《尚书》将其分类为典、谟、贡、训、誓、诰、命、刑等类。无独有偶,《周礼·春官·大祝》中记载有“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这里的“六辞”指的是辞、命、诰、会、祷和诔六种不同文体。但是,先秦学术杂糅,文学还远未独立,文体分类也必然是朦胧而非自觉的意识。
  到了汉代,文体日繁。班固《汉书·艺文志》首次以学科分类的形式,把以诗赋为代表的文学作品与经、史、子类学术著作明确区别开来,并且还在其《诗赋略》中分其为五种:歌诗为一家,赋为四家,可见已有辨体意识。但此时的文章体裁界限仍相当模糊,往往表现在赋
体裁宽泛,具体为:辞、颂、七体、设论体、吊文等均属于赋,除此之外,其他一些类似辞赋之作,也可称赋。 如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将李思《孝敬皇帝颂》十五篇纳入“孙卿赋”之下。又《汉书. 扬雄传》:“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而王充《论
衡·谴告》却如此记载:“孝成皇帝好广宫室,扬子云上《甘泉颂》,妙称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为,鬼神力乃可成。”此二书前后记载显然为同一篇作品,却一称“赋”,一称“颂”,便是体裁模糊导致的。
  再到了东汉末年,蔡邕作《独断》,他将“通上下”的应用文分为策制诏诫和章表奏议两大类,从名称来源、本义分辨谈文体,并说明该文体的使用对象和范围,这对后来刘勰的《文心雕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如《文心雕龙·诏策》篇说:“汉初定仪则,则命有四品:一曰
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敇。??策者,简也。制者,裁也。诏者,告也。敇者,正也。”这段话基本来自《独断》。不过虽如此,《独断》并非专门的辨析文体之作。宋王应麟《玉海》卷五一说:“《独断》采前古及汉以来典章制度,品释称谓,考证辨释,凡数百闲雅,说炜晔而谲狂。”陆机依然对其所列文体进行了风格辨析。尔后,挚虞在《文章流别论》、李充在《翰林论》中都对各种文体作了区别和特性的说明。从汉代单纯的文体分类到而今对各种文体特性加以区分,足以证明文体辨析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但此时对文体的说明还是不够全面。
  直至南朝,文体分类已发展到成熟时期。刘勰在继承前人已定名文体的基础上,更全面详尽地分文体为三十五种,细类接近百种。《文心雕龙》用了全书将近一半的篇幅(从第五篇《辨骚》开始直至第二十五篇《书记》)来论析文章体裁,可见对文体分类的重视。南朝还有另外两部文体辨析的代表作,即任昉的《文章史》和萧统的《文选》。任昉的《文章史》举例文体有八十五类之多,更为著名的萧统的《文选》受其影响,分文体为三十九种大类,其中对诗和赋据其题材和风格又分有小类,将经、史、子、集排除在外。
 魏晋南北朝,虽然是一个战乱不断、国家分裂的动荡时期,但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异常活跃,精神生活空间开阔,文化环境较为宽松的时期”。文学创作繁多,体裁多样,促进了文体分类;而文体分类的越来越细致,也正说明了当时人们对文学的认识越来越深入,这些都客观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自觉和独立。
  诚如鲁迅先生所说,这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这期间,有继承也有发展。那么,我们在文学研究中应注意上下求索,左右逢源。而详细探索一个文化现象出现的原因以及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可以预见和把握文学流变的态势,并及时作出反馈,这是每个文化传承者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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